梦幻诛仙手游万毒门
歡迎進入昆明市盤龍區人民法院!
當前位置: 首頁 > 典型案例 > 刑事案例 > 司法實踐中職務侵占罪與盜竊罪應如何認定 —以陳某某、王某一案為例

文章檢索

請輸入關鍵字

司法實踐中職務侵占罪與盜竊罪應如何認定 —以陳某某、王某一案為例

作者:plfy 來源: 本站原創 日期:2016-05-30 瀏覽:18885 次 [ ]

司法實踐中職務侵占罪與盜竊罪應如何認定

—以陳某某、王某一案為例

刑一庭  楊律

前言

職務侵占罪與盜竊罪都是司法實踐中頻發的財產型犯罪, 但在刑法理論與實踐中,對于如何理解職務侵占罪中“利用職務上的便利”、“本單位財物”等問題,一直存有爭議。文章以本案為例,先結合法理與司法實踐,得出此類案件根據罪刑法定原則應以職務侵占來處理的結論,然后筆者嘗試分析此類案件難辦的原因,并提出相應的建議。

一、基本案情

1、指控事實

公訴機關指控:20131218日,被告人陳某某、王某在昆明市盤龍區羅丈村仿江南水鄉小區某公司門口,擅自將客戶劉某某郵寄的物品拆開,盜竊得失主劉某某價值人民幣3430元的天麻一袋、瑪卡兩袋、三七粉一袋、茶珍三條、香煙兩條。20131225日,被告人陳某某在昆明某快遞有限公司被公安人員抓獲。20131226日,被告人王某經民警電話通知后到派出所接受調查。繳獲部分被盜物品已發還失主。

公訴機關認為:被告人在運輸途中私自開拆包裹,竊取其中財物的行為是超越其職務權限的,其沒有打開包裹的權利,其行為沒有利用職務上的便利,而是利用了工作上的便利。故被告人陳某某、王某以非法占有為目的,秘密竊取公民財物,且價值數額較大,其行為已構成盜竊罪,提請法院依法判處。

2、事實查明

本案開庭后,經審理查明,公訴機關指控的事實經過屬實。被告人陳某某、王某系昆明某快遞公司駕駛員,其職責是將快遞包裹從快遞公司總部運送至快遞公司分部。

庭審中被告人陳某某表示起訴書指控的經過屬實,但被告人陳某某及其辯護人提出,其行為只是職務侵占行為,不認可公訴機關指控的盜竊罪;被告人王某對起訴書指控的事實及罪名均予以認可,并表示認罪、悔罪。

3、爭議焦點:被告人陳某某、王某的行為如何定性?

合議庭在評議時,對本案究竟應當如何認定處理,分歧較大,主要有以下兩種觀點:

第一種觀點:認為被告人陳某某、王某的行為已經構成盜竊罪,應按盜竊罪定罪量刑。其理由是:首先,快遞包裹是快遞委托人的財物,并非快遞公司的財產,不符合職務侵占的構成要件。其次,本案中托運的包裹已經進行了封裝,被告人陳某某、王某系快遞公司駕駛員,其對包裹內貨物的具體情況、數量并不清楚,二被告人的職責僅為保證包裹的完好、不丟失,并將貨物運送至指定地點,其無權打開包裹。因此,陳某某、王某在運輸途中秘密打開已經包裝好的包裹,盜竊其中財物的行為是超越其職務權限的,陳某某、王某秘密竊取的行為沒有利用職務上的便利,而僅僅是利用了工作上的便利,故不符合職務侵占罪的構成要件。陳某某、王某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利用工作便利,私自開拆郵寄包裹,竊取財物,價值折合人民幣 3430元,數額較大,其行為應以盜竊罪定罪量刑。

第二種觀點:認為被告人陳某某、王某的行為符合職務侵占罪的構成要件,但因指控數額達不到職務侵占罪“數額較大”標準,故應宣告無罪。其理由是:第一,快遞公司依據委托運輸合同合法占有涉案財物,涉案財物屬于快遞公司運輸、保管的財物,應視為快遞公司財物。第二,陳某某、王某系該快遞公司的駕駛員,在履行職責的過程中實際控制該郵寄包裹并負責保管,將包裹運送至指定地點,陳某某、王某在涉案時,具有職務上的便利。故被告人陳某某、王某的行為是職務侵占,但因其數額尚未達到立案標準,依據罪刑法定原則,應對二被告人宣告無罪。

本案被告人陳某某、王某的行為在定性的過程中產生了兩種截然不同的觀點,原因在于對我國現行刑法中規定的盜竊罪、職務侵占罪相互間的區別、界限沒有統一的認識。上述的兩種分歧意見為筆者分析本案提供了很多啟示,結合案例對比上述兩種不同的意見及理由并通過總結,不難發現上述兩種觀點爭議的核心問題:一是被告人陳某某、王某是否利用了職務上的便利?二是被被告人陳某某、王某所非法占為己有的財產屬于本單位財產還是他人財物?研究任何一個實際案例都必須結合法理和案件本身的實際情況來分析。這兩個問題究竟是不是本案中區分職務侵占罪與盜竊罪的關鍵所在?本案中職務侵占罪與盜竊罪應該如何區分?回答上述問題,筆者接下來將詳細論述盜竊罪、職務侵占罪的構成及其司法認定,進而能夠對本案被告人的行為準確定性。

二、犯罪構成異同

犯罪構成是決定罪與非罪,行為人是否應承擔刑事責任的依據,我國刑法目前仍采用“四要件說”。被告人陳某某、王某是否構成犯罪,構成何罪,首先應從其涉嫌罪名的犯罪構成入手。

1、盜竊罪構成及司法認定

我國刑法中的盜竊罪是指以非法占有為目的,盜竊公私財物,數額較大的,或者多次盜竊、入戶盜竊、攜帶兇器盜竊、扒竊的行為。從法條上來看,盜竊罪的構成要件是:第一,該罪的客體是公私財產的所有權,犯罪對象是公私財物。第二,該罪的客觀方面表現為秘密竊取公私財物,數額較大的,或者多次盜竊、入戶盜竊、攜帶兇器盜竊、扒竊的行為。第三,該罪的主體是一般主體,只要年滿16 周歲具有刑事責任能力的自然人都能成為該罪的主體。第四,該罪的主觀方面是直接故意,并且具有非法占有財物的目的,至于動機如何對定罪沒有影響。司法實踐中,盜竊罪的立案數額標準,根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盜竊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數額較大”一般以“一千元至三千元以上”為標準,“數額巨大”一般以“三萬元至十萬元以上”為標準,“數額特別巨大”一般以“三十萬元至五十萬元以上”為標準。各省可以根據本地區的經濟發展狀況,并考慮社會治安狀況,在上述數額范圍內確定本地區執行的具體數額標準。我省的“數額較大”標準是一千五百元人民幣。

2、職務侵占罪構成及司法認定

我國刑法中的職務侵占罪,是指公司、企業、或者其他單位的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將本單位的財物非法占為己有,數額較大的行為。根據職務侵占罪的定義可以看出該罪的構成要件:第一,該罪的客體是公司、企業或者其他單位的財物所有權。這是目前我國刑法學界的通說,現行刑法將職務侵占罪置于侵犯財產類犯罪這一章,充分說明了立法者認可這一觀點。第二,該罪的客觀方面,主要表現為利用職務上的便利,將本單位的財物非法占為己有,且數額較大。所謂“利用職務上的便利”是指 “本人的職權范圍內,或者因執行職務而產生的主管、經手、管理單位財物的便利條件。” [①]對于非法占有的方式,可以表現為侵吞、竊取、騙取等等多種的非法手段。第三,該罪的主體是特殊主體,也即只有公司、企業或者其他單位的員工才能構成本罪。第四,該罪的主觀方面必須是直接故意,即具有非法占為己有的目的,但該罪產生非法占有目的的時間點與盜竊罪有所不同。司法實踐中要認定構成職務侵占罪,必須達到“數額較大”的標準,這是區分罪與非罪的重要界限。“數額較大”的標準按照司法解釋規定,為五千元人民幣以上。

通過對比職務侵占罪與盜竊罪的構成,可以看出二者有諸多的相同點,以至于在司法實踐中常常難以區分某一行為到底構成何罪。比如二者都屬于侵犯財產類的犯罪,都要求行為人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甚至在行為方式上這兩個罪名都可以囊括“竊取”這一行為手段等。但我們也不難發現,二者仍然存在幾個明顯的區別點。一是主體不同,職務侵占是特殊主體;二是在利用職務之便的要求上不同,職務侵占必須利用職務之便;三是犯罪對象不同,職務侵占只能是侵占本單位的財物;四是產生非法占有目的時間點不同;五是“數額較大”的標準不同。具體運用到陳某某、王某一案之中,可推知,“包裹是否是本單位財物”、“是否利用職務之便”以及被告人“非法占有目的產生的時間點”,應是認定二被告人行為構成何罪的關鍵所在。

三、本案關鍵點釋明

1、本單位財物VS他人財物

盜竊罪中的犯罪對象是他人占有之財物,侵犯的客體是公私財產所有權,而職務侵占罪中的犯罪對象是本單位財物。故區分行為人占為己有的財產是不是本單位財產十分關鍵。筆者認為,在本案中被被告人陳某某、王某非法占有的快遞包裹應視為快遞公司的財產。其理由如下:

第一,職務侵占罪中的“本單位財產”范圍比較廣泛,是單位所有的各種財物。這里的“所有”并不等同于民法學意義上的“所有權”。這種觀點已經被大部分學者所接受。“包括有體物與無體物、已在單位控制之中的財物與應歸單位收入的財物。在本單位管理、使用或者運輸中的私人財產,應以本單位財產論,也屬于本罪的對象。”[②]“本單位管理、使用或者運輸中的私人財物,應以單位財物論。”[③]

第二,本案中,快遞公司依據委托運輸合同已經合法取得了委托人的財物,并實際占有、控制了該財物。雖然被告人陳某某、王某并不清楚包裹內物品的價值、種類和數量,但根據合同法風險承擔及違約責任的原則,如果快遞公司在運送包裹的過程中導致該物品損壞或者丟失,快遞公司也需要在一定范圍內承擔相應的賠償責任。實際上產生財產損失的是快遞公司,侵害的仍然是快遞公司的財產權。

第三,本案中,雖然快遞物品已經采取了包裝措施,但根據快遞業的一般操作流程,快遞物品是交由快遞公司員工進行密封包裹的,該密封包裝措施也主要是為方便快遞貨物的運輸,以免在運輸的過程中造成貨物遺失、掉落,不可能起到封閉防盜的作用,也不可能僅僅因為快遞物品被封裝了,快遞公司就不對運送的快遞物品享有實際控制權。既然財物已經交由快遞公司運送,誰對財物占有、控制,應該以客觀的事實為認定基礎。

值得注意的是,封緘物內部的財物是歸委托人占有還是受托人占有,在國內外一直都存在爭議。日本有部分學者認為“受托封緘物里的內容物仍屬于委托人占有。”[④]我國大陸學者有的認為,受托人對封緘物整體及封緘物內的物品均享有占有、控制權。也有部分學者認為“封緘物整體由受托人占有,但內容物為委托人占有”[⑤]。筆者認為,委托人將封緘物交給受托人持有和運輸,受托人實際控制了封緘物整體,自然就控制了封緘物內的內容,這比較符合客觀事實。并且,持有、保管封緘物之人隨時可能打開封緘物取得內容物,故筆者贊同受托人對封緘物整體及其內物品均享有占有和控制權。

2、利用職務便利VS利用工作便利

“利用職務之便”與“利用工作之便”一直以來都是司法實踐中比較容易混淆的一對概念。綜合法理并結合本案案情,筆者認為被告人陳某某、王某的行為是利用了職務上的便利:

第一,職務是指“按照職位規定應做的事情,是按社會分工而劃分的各種工作崗位。”[⑥]職務侵占罪中的職務,“是因為從事一定業務而形成的身份。這里的業務是指基于社會生活上的地位反復、繼續實施的業務。”[⑦]陳某某、王某系昆明某快遞有限公司的駕駛員,這就是他們的職務。他們在完成運送包裹過程中的具體職責即是負責駕駛車輛、保管貨物并把貨物及時安全的送達指定地點。

第二,對于職務侵占中的“利用職務上的便利”,法律和司法解釋并沒有明確說明,只能參照貪污罪中的定義。在貪污罪中,“利用職務上的便利”是指“利用職務上主管、管理、經手公共財物的權力及方便條件。”[⑧]而我國學界多數學者認為,職務侵占罪中“利用職務上的便利”是“本人的職權范圍內,或者因執行職務而產生的主管、經手、管理單位財物的便利條件。” [⑨]也就是說職權范圍內以及職權范圍之外因主管、經手、管理而產生的便利都屬于“利用職務上的便利”。基于上述定義,筆者認為職務侵占罪中職務的取得是公司、企業、單位的規章制度所賦予的,是具備合法性的。而所謂“主管、經手、管理”往往在表現形式上是對本單位財物的合法持有、管理和控制。侵占類犯罪的特征正是由這種合法持有變非法持有。本案中委托人將快遞物品交給快遞公司運輸,前文已詳細論述,該貨物應視為快遞公司的財物,快遞公司取得了對這些包裹的控制權。被告人陳某某、王某系快遞公司的員工,公司賦予其駕駛員職務,派其具體負責運輸涉案包裹,汽車的鑰匙由陳某某、王某二人保管,故這些包裹在涉案時已經完全在陳某某、王某的管理和控制之下。

第三,所謂“利用工作之便”,正如許多學者指出的,如果行為人只是基于工作的原因對作案的地點、環境比較熟悉,容易接觸他人管理、控制的財物,并利用這一便利條件非法占有了本單位、公司的財物,財物的取得并非是利用職責上的權限或與職權無直接關聯,則屬于“利用工作中的便利”。公訴機關在庭審中提到,根據公司規定,陳某某、王某在運送包裹途中,沒有權力私自打開包裹,其盜竊其中財物的行為是超越其職權的,所以并不是利用職務上的便利,而是利用了工作上的便利。筆者認為,本案中陳某某、王某每天的職責就是負責運送包裹,對包裹的持有、管理和控制都是依據公司賦予的職務。他們不需要具備打開包裹的權力,只要其取得包裹,持有、控制包裹的方式是合法的即可。公訴機關的意見縮小了“利用職務之便”的范圍,將“利用職務之便”僅僅理解為“利用職權之便”。如果本案中陳某某、王某沒有管理、運輸這些包裹的職責,而僅僅是由于在工作上容易接觸到這些快遞包裹就屬于“利用工作上的便利”。例如,本案被告人陳某某、王某是快遞公司的清潔工,其行為便不能認定為是利用了職務之便。

3、“非法占有目的”產生的時間點

盜竊罪與職務侵占罪都要求行為人以非法占有為目的。但在司法實踐中,行為人產生非法占有目的的時間點不同。盜竊罪中非法占有的目的往往產生在行為人合法持有、控制財物之前。而職務侵占罪往往是先合法持有、控制財物,然后才產生非法占有目的,進而竊取財物。結合本案來看,快遞公司已經合法占有了這些包裹,并委派陳某某、王某進行運送,這些包裹已經處在被告人的實際管理、控制之下,他們事先并不清楚包裹內裝的是什么物品,在運送的過程中二人才產生了拆開包裹將財物占為己有的念頭。他們的行為符合職務侵占罪中的先合法占有、控制財物,后產生非法占有財物的主觀心態。

四、討論:本案的定性與總結

1、定性:罪與非罪?

通過前文法理與司法實踐上的結合分析論證,筆者認為:被告人陳某某、王某系快遞公司駕駛員,其二人利用自己平時運送快遞包裹的職務便利,將本單位合法持有、控制的財物占為己有,其行為符合職務侵占的構成要件,但因尚未達到職務侵占罪“數額較大”的標準。依據罪刑法定原則,法院應對被告人陳某某、王某宣告無罪。

2、此類案件辦理難點

筆者通過搜索查閱了黑龍江、四川、上海、海南等多地的判決,針對此類案件各地檢察院、法院在起訴罪名、判決的罪名上存在不同。[⑩]類似案件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但對于檢察院和法院來說,在法律的適用上都成為了難辦案件,可能的原因筆者認為主要有以下兩個:

第一,職務侵占罪中“利用職務便利”與“利用工作便利”的定義,現行法律及相關司法解釋都沒有涉及。于是司法實踐中對二者意義、差別的理解,只能由檢察官、法官結合法條與實踐經驗來判斷。而每一位法律人都有自己對某一法律概念的獨特理解,要求每一個法律工作者對一個法律沒有具體規定的概念作出統一的理解并不現實。

第二,價值取向選擇上存在差異。本案中,如果認定被告人陳某某、王某的行為屬于利用職務之便竊取快遞公司財物,則陳某某、王某構成的是職務侵占罪。但職務侵占罪與盜竊罪的立案標準在數額上有明顯差別,認定二被告人的行為屬于“利用職務之便利”,那么他們的行為屬于有違法但不構成犯罪的情形,從保障被告人權利的角度出發,在審查起訴階段,公訴機關應作出不起訴決定,認定其不構成犯罪;在審判階段,法院應宣告被告人無罪。然而現如今我國市場經濟飛速發展,電商的出現使人們的購物、消費、生活方式發生了前所未有的改變。網購所依賴的快遞行業日愈繁盛,快遞從業人員數量不斷增加,員工素質參差不齊,快遞公司員工將配送包裹非法占為己有的現象也頻繁出現,且社會危害性較大。從懲罰犯罪保障市場秩序的視角出發,對二被告人作出不起訴決定或者是宣告無罪不利于維護經濟秩序和交易安全,很可能導致此類案件頻發而給社會帶來負面影響。并且刑法第二百五十三條規定,郵政工作人員私自開拆或者隱匿、毀棄郵件、電報并竊取財物的,應以盜竊罪從重處罰。立法者將郵政工作人員的這種行為認定為盜竊罪,是否可以推知立法者的價值取向側重于打擊類似犯罪。快遞公司的職能與郵政公司基本相似,快遞工作人員能否解釋到郵政工作人員中?上述問題都是司法實踐中法官、檢察官需要面對的問題。

3、對策建議

第一,對“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的定義亟待作出司法解釋或者以其他規范性文件的形式加以明確。成文法雖然具備系統性、確定性,但因其涉及面廣,要考慮的因素繁多,因此與現實中的個案或多或少存在差距。這種差距主要體現在成文法的模糊性上。而司法解釋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彌補、縮小這種差距。具體到本案,被告人的行為是“利用職務之便”還是“利用工作之便”是導致分歧產生的關鍵原因之一。故應對職務侵占罪中的“利用職務之便”作出具體解釋。明確利用職務上的便利不僅包括利用職權范圍內的便利,還應包括利用職權范圍之外因執行職務而合法持有、控制本單位財物所產生的便利。

第二,堅持罪刑法定原則以及公正裁判的法律思維。筆者以為在依法治國的前提下,法官在裁判時應嚴格以現行法律為依據,不宜揣測立法者的意圖并將快遞工作人員解釋到郵政工作人員之中。因為這種解釋方法當屬類推解釋,擴大了刑法的適用范圍,不利于保障被告人的合法權益,也有悖于罪刑法定原則。法官進行法律思維,與律師和學者的法律思維目的不同。法官行使裁判權,在裁判過程中會遇到多種解釋意見與裁判方案,這些意見和方案可能都有其理由和價值所在。但法官最終選擇哪一種意見、哪一種方案,應當以達成公正裁判為唯一標準。對一個實體法律上沒有明確規定的概念產生爭議,進而在該以何種罪名處斷的選擇上發生爭議時,應寄希望于程序法的幫助,以程序正義保障實體公正。即此類案件根據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則,在裁判時可以考慮擇一輕罪處斷。這樣處理既符合刑事實體法的規定,又符合刑事程序法的要求。

最后,我們還應注意到的是,刑法的調整范圍是有限的。對一種危害社會的行為,只有在嘗試通過民事、行政等法律手段或其他有效措施之后,仍不能夠制止該種危害行為之時,才可以考慮使用刑法加以強制。而此類案件并非窮盡一切手段仍無法遏制。具體到本案中,若陳某某、王某的行為不構成犯罪,根據《治安管理處罰法》,公安機關仍然可以對被告人陳某某、王某處以罰款或者行政拘留,他們即使被宣告無罪,也并非就可以逍遙法外。

 

 

 

 

 

參考文獻

文獻類:

1、高銘暄、馬克昌:《刑法學》(第二版),北京大學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

2、陳興良:《刑法學》(第二版),復旦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

3、[]西田典之:《日本刑法各論(第六版)》,王昭武、劉明祥譯,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

4、張明楷:《刑法學(第四版)》,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

5、李行健主編:《現代漢語規范詞典》,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語文出版社,2004年版。

法規類:

1、《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

2、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盜竊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

3、云南省人民檢察院、云南省高級人民法院:《關于云南省辦理盜竊刑事案件執行具體數額標準的通知》;

4、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關于公安機關管轄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訴標準的規定()》;

5、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人民檢察院直接受理立案偵查案件立案標準的規定(試行)》。



[①]高銘暄、馬克昌:《刑法學》(第二版),北京大學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572頁。

[②]高銘暄、馬克昌:《刑法學》(第二版),北京大學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572頁。

[③]陳興良:《刑法學》(第二版),復旦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415頁。

[④] []西田典之:《日本刑法各論(第六版)》,王昭武、劉明祥譯,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146頁。

[⑤]張明楷:《刑法學(第四版)》,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876頁。

[⑥] 參見《現代漢語規范詞典》,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語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1678頁。

[⑦] 陳興良:《刑法學》(第二版),復旦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414頁。

[⑧] 參照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人民檢察院直接受理立案偵查案件立案標準的規定(試行)》。

[⑨]高銘暄、馬克昌:《刑法學》(第二版),北京大學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572頁。

[⑩] 如上海市青浦區一快遞公司快遞員龍某偷拆客戶包裹,竊取其中的物品,總價值3萬余元。上海市青浦區人民法院經審理認為,龍某利用職務上的便利將本單位財物據為己有,數額較大,其行為構成職務侵占罪,判處其有期徒刑一年;海南省海口市龍華區人民法院曾審理一起快遞員竊取客戶包裹案,法院認為被告人盧某某以非法占有為目的,采取秘密手段竊取他人財物,價值1132元,數額較大,以盜竊罪判處其有期徒刑6個月,并處罰金1000元。


梦幻诛仙手游万毒门 意大利pk拾 竞彩足球稳 王者荣耀妲己被遭图 快乐12计划软件下载 黄金计划软件幸运飞艇 鱼丸游戏下载安卓 中国性感美女脱衣服 极速快3我输了20万 赛车北京pk10网站 四川时时哪里买 双色球怎样投注双色球怎样投注 扑克牌玩三公的技巧 足彩单双玩法 信博网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