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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審判機構改革的對策建議

作者:昆明市盤龍區人民法院 楊曉萍 王偉 來源: 本站原創 日期:2018-07-20 瀏覽:2131 次 [ ]


摘要:中國少年審判機構改革始于198411月上海長寧區法院設立中國內地第一個少年法庭。從此拉開了中國少年審判機構改革的序幕。改革的過程中難免出現這樣那樣的問題,每個地區的環境各不相同,不能一刀切式的進行,要因地制宜,符合實際,有借鑒,有創新。本文結合實際,淺談少年審判機構改革的對策建議。

關鍵字:少年審判,改革,綜合庭室,專門法院,家事案件

 

中國少年審判機構改革始于198411月上海長寧區法院設立中國內地第一個少年法庭。2001412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規定》第6條規定:“中級人民法院和基層人民法院可以建立未成年人刑事審判庭”,獨立建制的少年刑庭相繼成立。為加快少年法庭工作的發展,2006年最高人民法院將“完善審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和設計未成年人權益保護的民事案件、行政案件的組織機構”作為人民法院改革的重要目標。少年法庭的形態前后經歷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合議庭、未成年人刑事審判庭、未成年人綜合案件審判庭和未成年人案件指定管轄審判庭四種模式。[1]然而,目前在大多數地區和省份,少年審判庭一直作為基層法院內設的一個小庭室,或者是依附于刑事法庭的一個部門,在基層法院普遍存在辦案壓力的影響下,少年法庭人員配備往往不足,發展存在一定的局限,不能完全發揮其應有的作用。昆明市盤龍區人民法院自1986年始,積極探索未成年人案件審判道路,1987年正式成立少年刑事審判合議庭;1995年,率先在全市法院成立少年刑事審判庭;1999年,與英國救助兒童會合作,采取同伴式參與的形式對預防未成年人犯罪進行探索實踐;2002年,與云南省關心下一代工作委員會合作,實施“未成年人司法試點項目”。1999年,盤龍區法院少年庭被中宣部、全國人大內司委、共青團中央、教育部、司法部聯合授予“全國未成年人保護工作先進集體”;2001年被共青團中央、最高法院命名為全國法院系統“優秀青少年維權崗。”其未成年人審判工作一直走在全國前列。

從司法審判實踐看,涉少家事案件和行政案件的審判仍然是我國未成年人審判工作的薄弱環節,未成年人審判的偏刑化現象比較普遍。少年審判機構是做好少年審判工作的重要平臺。我國少年審判制度的基本模式乃是法庭模式,[2]在設立專門的少年法院對涉少案件進行集中管轄的呼聲越來越高的形勢下,少年審判機構改革應當作為司法改革的一個重要部分,予以重視。

 

目前我國少年審判機構存在的問題

 

除了少部分的試點地區在最高人民法院的指導下進行試點改革建立專門的少年法院以外,我國絕大部分地區的中級法院和基層法院未成年人審判組織的發展在現有的體制下普遍存在以下問題:

1、缺乏少年法庭特殊訴訟程序的法律依據。我國現有的法律并未對少年法庭的機構設置做出規定,全國人大先后出臺《未成年人保護法》和《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既未規定少年法庭的建制,也未規定少年審判制度。此后的《人民法院組織法》和《刑法》等法律也未明確規定少年審判制度。2012年修訂的《刑事訴訟法》雖有專篇規定未成年人刑事訴訟程序,但該規定僅僅是針對涉少刑事審判,未對未成年人綜合案件的審判程序作出明確規定,更無少年審判機構的建制和組織體系的相關規定。以我院未成年審判庭為例,涉及,撫養、繼承等民事糾紛的占了很大的比例,法官審理涉及少年刑事案件使用的是特殊程序,而審理涉及少年民事案件用的則是一般的程序。

2、受案范圍不明確。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規定》和《關于進一步規范試點少年法庭受理民事案件范圍的通知》規定了少年法庭的受案范圍,但是在未成年人與成年人共同犯罪或者當事人一方或雙方為未成年人和成年人的刑事、民事與行政案件中,少年法庭與刑庭、民庭、行政庭的受案范圍產生重疊交叉,仍然面臨著如何分配案件的問題。在司法實踐中,涉及未成年人民事和行政案件的在少年法庭受理和審判過程中仍然存在范圍不清晰的問題。以我院為例,我院受理涉及未成年的案件集中在未審庭,受案范圍主要包括:一是被告人實施被指控的犯罪時不滿18周歲、法院立案時不滿20周歲的案件;二是被告人實施被指控的犯罪時不滿18周歲、法院立案時不滿20周歲的案件,并被指控的為首要分子或者主犯的共同犯罪案件。其具體包括婚姻家庭,繼承和關于未成年侵權的民事案件和涉及未成年人的所有刑事案件。其中,有關未成年的行政案件非常之少,關于此類案件并未有明確的受案主體。

3、缺乏來自內部的有力支持,沒有形成自上而下的統一的少年審判機構體系。最高人民法院在全國先后選擇了四十多家中院啟動未成年案件綜合審判庭的試點工作,各高級法院和中院又在基層法院中選擇部分法院作為試點法院,但是試點法院各自為戰,缺乏整體推進。最高人民法院至今也沒有建立起獨立建制的少年法庭機構來指導全國的少年審判工作,僅在研究室內部設立了一個少年法庭指導小組辦公室指導全國的少年審判工作。基層法院的少年審判工作有的由刑庭負責,有的由未審庭負責,未審庭上訴的案件則分由刑庭、民庭、行政庭審理。這種上下職能不統一、業務范圍不對應、多頭管理的建制制約了上級法院指導監督職能的發揮,導致少年審判很難形成合力,成為專門的審判類別。昆明市中級人民法院的未成年人案件審判庭將受理涉及未成年人的刑事、民事、行政以及未成年罪犯的減刑、假釋案件,實行“四審合一”的審判模式。我院未審庭的受案范圍除了由于級別管轄的涉及未成年罪犯的減刑、假釋案件外,基本和昆明市中院的受案范圍相同。但一個庭室內既有涉及民事案件和刑事案件,其必然會耗其大量的精力,而且對法官的業務能力要求極高。

4、缺乏與少年審判工作相適應的法官業績評價體系。未成年人審判的特殊性在于法官在審判過程中和審判之外要開展大量的教育、感化、挽救等延伸性、保護性措施,一般不會適用簡易程序審理涉及少年案件,這勢必會占用法官大量的時間和精力,少年審判庭的收案數、結案數和審限比等工作指標顯然無法與其他審判庭相提并論。目前以成年人審判模式為主導的法官評價體系單純考察法官的審判案件數量、質量、效率和效果,卻未對少年審判法官的教育、幫教工作予以評價、考量。在法官把考核結果作為評優評先、晉職晉級的主要依據的情況下,明顯會對少年法庭和法官產生不公平的結果。

 

專門的少年法院設立構想之合理性探討

 

2008年71日,最高人民法院召開了“全國部分法院少年法庭工作座談會”,最高人民法院常務副院長沈德詠在會議上指出:“我國當前少年法庭的組織機構應當任然堅持多元化發展的工作模式。對于少年案件高度集中、少年審判工作制度和配套工作機制比較健全完善的大中城市法院,應當積極思考在中心城市成立必要的少年法院的可行性和必要性等重大改革問題”。當前和未來我國少年審判機構改革的方向是建立“少年綜合法庭”還是設立少年法院?這是值得理論界和實務界共同關注和思考的問題。關于我國是否有必要設立專門的少年法院,這已經是一個探討多年的問題,但是理論和實務界的觀點都不統一。

“肯定說”者認為當前我國設立少年法院具有可行性和必要性,原因主要有以下幾點:第一、設立少年法院是貫徹《北京規則》和《兒童權利公約》的具體體現。19世紀以來對兒童權利的關注和保護已經成為全球性的運動,在少年司法和少年審判中應當遵循《北京規則》和《兒童權利公約》的基本理念:親權理念、特別保護理念,兒童利益最大化理念等。第二、目前少年法庭審理的案件多為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案件,但是在實踐中,以未成年人為侵害對象的案件,涉及未成年人為被害人的刑事案件,繼承、婚姻案件中涉及未成年人權利案件,變更監護人,追索撫養費、撫育費,探視權,侵權賠償等民事案件,治安行政、教育行政等行政案件也時有發生,都應納入少年法院進行審理,以充分保護未成年人的合法權益,保護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長。設立少年法院有利于全面保護未成年人的合法權益。[3]目前盤龍法院未審庭的受案范圍已基本包括以上案件類型。第三、建立少年法院是我國少年司法制度走向全面法制化的關鍵一步。[4]

“否定說”者認為在我國建立少年法庭是必要的,但是建立少年專門法院沒有必要,且不便就地起訴,就地審理。[5]在受案范圍上,與“少年綜合庭”一樣,少年法院采取的是“寬幅型”受案,“寬幅型”受案的指導思想與保護案件的界定之間存在著內在的邏輯矛盾,不適合我國法院的現行機構體制,存在少年法庭和其他審判法庭在案件管轄上的沖突,不是我國少年審判制度改革和完善的理想模式。[6]“寬幅型”受案范圍對審判人員的要求過高,不利于審判組織專門改革的這一目標。少年法院采納與少年法庭相同的受案范圍,雖具有根據當事人是否成年進行專門化分工的優點,但是更偏向綜合性,從總體上講是與審判組織專門化相背離的,因此是弊大于利。設立少年法院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在于強調對未成年人的保護,但是片面強調未成年人的保護不利于平等保護各方當事人的合法權益,削弱了對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審理。[7]

筆者認為“肯定說”與“否定說”都從不同方面對少年法院進行分析,但是在我國少年審判機構改革的過程中,不能僅以理論上的分析為依據,也不能僅著眼于我國上海、南京等發達的地區少年法院試點經驗來談必要性和可行性。作為一項面向全國范圍推廣的制度改革,最重要的是結合我國國情,特別應當考慮我國各地區經濟發展不平衡,司法資源分配欠均衡的國情。

 

我國少年審判機構改革展望

 

對少年審判機構未來的發展方向,我們應當持積極的態度。少年犯罪具有特殊性,少年司法也必須具有特殊性,只有建立符合未成年人特點的少年司法制度,才能更好保護未成年人的合法權益,也才能更好地預防少年犯罪。就目前我國經濟發展和司法發展的狀況來看,建立獨立的少年法院應該是我國未來少年審判機構改革追求和發展的方向,現階段以及今后一個時期應當著力于建立和完善“少年綜合庭”,注重少年審判與家事審判的融合。我院的未成年審判庭的受案范圍,涉及,撫養、繼承等民事糾紛及未成年犯罪的案件或未成年是受害人的刑事案件,是符合少年審判與家事審判的融合,其未成年人審判工作一直走在全國前列。2016年下半年與盤龍區新天地未成年人保護中心等部門簽署《“流動兒童&司法保護項目”合作備忘錄》,通過多部門合作,形成綜合兒童保護體系。2017922日,盤龍區法院、盤龍區委政法委牽頭組織實施,會同檢察院、教育局、公安分局、民政局、司法局、衛計局、總工會、共青團、婦聯、關工委、未成年人項目辦共13個單位及部門召開會議,在全省率先建立起家事審判聯席會議制度,各單位及部門針對案件類型多樣化,矛盾化解難度加大,為依法維護婚姻家庭和諧穩定,保障未成年人、婦女、老年人合法權益,統籌推進家事審判方式和工作機制改革。

 

少年審判在我國設立20多年來,由最初的“單一少年刑庭”向“少年綜合庭”轉變,無論是現在的“少年綜合庭”還是試點的“少年法院”,其在受案范圍上并沒有本質的差別,都應當是“寬幅型”的受案范圍。兩者的不同之處在于性質不同,“少年綜合庭”是依附于當前的普通法院,只是屬于普通法院中的一個庭室,而少年法院則是獨立于普通法院。那么在“寬幅型”受案范圍的少年綜合庭存在的情況下,我們為何要建立具有獨立性質的少年審判機構?對這個問題,我國有學者以普通醫院和兒童醫院的區別進行類比分析。該學者假設如果自己家的孩子生病了,該選擇到什么地方就診?是普通醫院的普通科室、還是普通醫院的專門兒科,抑或是專門性的兒童醫院?真正將自己的孩子當寶貝的成年人都會選擇專門的兒童醫院。同樣的道理,當一個地方,已經具有條件、能力和水平建立專門性的兒童醫院時,我們為什么不建呢?為什么要滿足于普通醫院的專門兒科,而無視這種成人社會對待孩子的自然感情和普通百姓的熱切希望呢?[8]筆者認為該學者的設例和回答十分形象而又具有說服力,這也是真正堅持和貫徹少年司法理念和制度論者的必然回答。

從當前我國國情來看,我國還不適合大規模設立“少年法院”,今后一個時期應當著力于建立和完善“少年綜合庭”,注重少年審判與家事審判的融合。家事審判實踐也顯示:由于婚姻危機不能得到及時挽救,引發了未成年人成長環境惡化,逃學厭學甚至違法犯罪不斷出現,基于全面保護未成年人的現實需要,我國少年法庭從單純的形刑事審判庭發展到少年綜合審判庭,不僅審理少年刑事案件,還審理涉及未成年人權益的民事、行政案件,鑒于涉少民事案件與家事案件在受案范圍、審判理念、審判方式和審判制度方面存在共通之處,有的地方法院積極探索未成年人案件和家事案件綜合審判的模式,少年審判與家事審判的強強聯合已經成為發展趨勢。在少年綜合庭存在并發揮作用的情況下,在我國大范圍推廣少年法院存在著以下的難題:

首先,少年法院是獨立于普通法院的法院體系,因此少年法院的建立不再是少年法院自身建設的問題,而是整個法院系統“牽一發而動全身”的問題,建立少年法院勢必會對我國整個司法體系產生重要影響。就少年刑事案件來說,我國目前一般是一個案子由同一地區的公安機關偵查、檢察機關起訴,最后由法院進行審判,公、檢、法三機關相互配合又相互獨立。如果涉少刑事案件由獨立于普通法院的專門少年法院進行審理,那么公、檢、法三機關將如何協作將是一個新的問題[9]。因此在全國范圍內進行大規模的法院體制改革,并不現實。

其次,目前我國大規模建立少年法院缺乏法律依據。就美國等司法較為發達的國家的經驗而言,是少年法院主導著少年司法的標準和處理結果,而不是少年審判機構。專門而系統的少年司法案件處理法院比建立獨立建制的少年法院及少年司法機構更具有實質上的重要性。目前我國已經有不少關于少年刑事案件的法律和司法解釋,以及《未成年人保護法》和《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等法律法規,但是這些法律都不能解決少年審判機構以及其他少年司法機構的組織建設問題。對于少年刑事案件,我國相關的實體法和程序法解決了許多訴訟中的基本問題,但是尚未全面、系統,我國少年刑事案件的審理基本還是在適用普通刑事法律和程序,與成年人刑事案件沒有本質的區別,基本停留在“小兒酌減”的理念和技術水平,但是我們應當看到,成年人刑事司法與少年刑事司法有著本質的區別,少年刑事司法更注重的是保護少年,注重教育和矯治。

再次,從我國目前未成年人犯罪現狀看,我國不同地區存在較大差異。在北京、上海、廣州等一線城市,人口集中,未成年人犯罪嚴重,犯罪數量也多,在這些地區建立少年法院具有必要性。但是在我國廣大的西部地區和其他發展欠發達的地區,未成年犯罪案件數量有限,為有限的案件量設立專門的少年法院,不僅會導致司法資源的浪費,而且指定管轄或者集中審理的方式會增加當事人的訴訟成本,不便于案件的起訴和審判。

基于以上的司法現狀和國情特性,筆者認為現階段我國未成年人審判機構的改革應當著力于完善“少年綜合庭”模式,以內設于普通法院的專門法庭來審理涉少案件,一方面具備專業性,另一方面也兼顧我國的司法現狀,做到從實際出發。但是少年綜合庭的良好運轉也離不開不斷的修正和因地制宜的改革,筆者根據對目前我國少年審判機構存在的問題進行分析,提出以下淺陋建議:

一、完善我國少年司法處理法。我國少年案件處理法的大體內容應當包括少年司法組織法、單獨的少年案件實體法和程序法,同時少年案件的處理還應當注重與相關法律法規的配合與銜接,這些法律至少包括《未成年人保護法》、《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收養法》、《婚姻法》、《義務教育法》、《教育法》等,從而形成一個系統的少年司法法律法規體系。

二、少年綜合審判不僅僅是司法審判,還是司法保障人權的重要體現,這一特性決定了專業、敬業的少年審判隊伍尤為重要,他們是做好少年審判工作的根本保障。少年綜合庭應配備足額的少年審判員額法官,應當以法官員額制和法院人員分類管理制度改革為契機,推進少年審判人員正規化、專業化、職業化建設,建立少年審判法官的選拔機制,選任熟悉婚姻家庭審判業務,具有一定社會閱歷、掌握相應的社會心理學知識和熱愛家事審判的人擔任少年審判法官,選拔業務能力強、熟悉未成年人身心特點、熱愛未成年人權益保護工作的法官辦理未成年人案件。

三、從司法政策層面上建立符合少年法庭工作特點的審判業績考評體系。建議最高法院改革現有的以成年人案件審判工作為參照的法官評價體系,將少年法庭所做的社會調查、司法建議、法庭教育、心理疏導、回訪安置等工作列為重要的評估項目,從現有評估體系中抽取部分能反映少年法庭審判數量、質量、效率、效果的評估指標,對上述新設指標重新配置權重、折算分值,對少年審判庭的工作進行綜合衡量,全面評價。

四、明確少年綜合庭的受案范圍。綜合審判是現階段我國少年審判機構的理想模式,在受案范圍上,應當采納“寬幅型”受案范圍,以適應和推進我國少年綜合審判庭的發展。具體來說,受案范圍應當包括以下幾個方面:第一、被告人為未成年人的刑事案件,共同犯罪案件中有未成年人被告人的,應當分案起訴、分庭審理,其中未成年被告人由專門的少年法庭審理;第二、被害人為未成年人的刑事案件,可以盡可能做到全面保護未成年人合法權益,并對未成年被害人進行心理治療、心理疏導。第三、涉及未成年人合法權益保護的民事案件。可以根據《關于進一步規范試點未成年人案件綜合審判庭受理民事案件范圍的通知》的規定,受理侵權人或者被侵權人是未成年人的人格權糾紛案件,婚姻家庭、繼承糾紛案件及其他涉及未成年人的民事案件。第四、當事人為未成年人的行政訴訟案件,主要包括未成年人不服治安處罰決定、不服勞動和社會保障決定及不服戶籍管理決定等案件。第五、涉及未成年人權益的執行案件。只有確定少年綜合審判庭的受案范圍,才能發揮其保護未成年人合法權益,教育、矯治未成年人的作用。

五、建立健全各項少年審判制度,保證未成年人的訴訟權利和合法權益得到充分實現。如庭前社會調查報告制度、圓桌審判方式、訴訟參與人暫時回避制度以及監護人出庭制度、心理干預制度、輕罪封存制度、幫教矯治制度等。另一方面要加強與其他組織和機構的交流與合作,2015923日,盤龍區法院未成年人觀護教育(野鴨湖)基地揭牌。野鴨湖承擔起了部分未成年人觀護教育的責任,他們將與野鴨湖拓展訓練學校的教官同吃、同住、同工作,這是我院齊心協力促進少年司法工作的發展,所做的創新與努力。再次,重點做好社會各部門相銜接的“社會一條龍”機制建設,探索建立集家庭保護、學校保護、社會保護和司法保護于一體的未成年人綜合保護網絡。

少年審判工作是一項嶄新的事業,是司法制度領域一場史無前例的變革。由于這項工作缺乏必要的司法傳承、司法經驗和制度保障,它的發展和完善更加依賴于少年審判理論的研究和符合國情的探索。只有從少年審判實踐中吸收養料,立足我國的基本國情,才能不斷克服少年審判中出現的問題,促進少年審判工作的發展和完善。

就目前我國發展現狀來看,雖然少年審判機構經過了20多年的發展,但是不可回避的事實是從全國范圍來看,有相當多的少年法庭及審判人員并不具備現代少年司法理念,少年法院在這些地方建立尚需時日。而在北京、上海、廣州等具備成立少年法院的發達地區,應當進項大膽的探索與嘗試,為未來我國普遍建立少年發言奠定基礎、積累經驗。

 

參考文獻:

林常茵:《對未成年人案件審判機構的反思》,法院報,2004-2-18

王臨平:《中美少年審判制度差異比較》,載《團情特報》2001年第9

周道鳶:《中國少年法庭制度的發展與完善——蘇、滬少年法庭制度調查報告》,載《青少年犯罪問題》,2007年第6

徐建:《論我國建立少年法院的條件和必要性》,載《青少年犯罪問題》,2001年第4

周道鳶:《中國少年法庭制度的發展與完善——蘇、滬少年法庭制度調查報告》,載《青少年犯罪問題》,2007年第6

張正富:《上海市舉行少年法庭工作交流研討會》,載《青少年犯罪問題》

胡勇敏:《試論審判組織的專門化——鑒論少年審判的組織形式》,載《法律適用》,1996年第1

姚建龍:《中國為什么需要少年法院:簡單但卻容易被忽視的理由》,載《青少年犯罪問題》2006年第5

李郁:《少年法庭出現萎縮原因何在》,載《法制日報》2005111日第5


 



[1]林常茵:《對未成年人案件審判機構的反思》,法院報,2004-2-18

[2]王臨平:《中美少年審判制度差異比較》,載《團情特報》2001年第9

[3]周道鳶:《中國少年法庭制度的發展與完善——蘇、滬少年法庭制度調查報告》,載《青少年犯罪問題》,2007年第6

[4]徐建:《論我國建立少年法院的條件和必要性》,載《青少年犯罪問題》,2001年第4

[5]周道鳶:《中國少年法庭制度的發展與完善——蘇、滬少年法庭制度調查報告》,載《青少年犯罪問題》,2007年第6

[6]張正富:《上海市舉行少年法庭工作交流研討會》,載《青少年犯罪問題》

[7]胡勇敏:《試論審判組織的專門化——鑒論少年審判的組織形式》,載《法律適用》,1996年第1

[8]姚建龍:《中國為什么需要少年法院:簡單但卻容易被忽視的理由》,載《青少年犯罪問題》2006年第5

[9]李郁:《少年法庭出現萎縮原因何在》,載《法制日報》2005111日第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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