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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民事訴訟中證人作證制度之局限與出路思考

作者:民三庭——張欣 來源: 本站原創 日期:2018-10-01 瀏覽:6671 次 [ ]

證人在法庭上將自己的所見所聞真實的陳述出來,再現案件真實情況,是法庭調查的重要任務。證人是除當事人之外對民事法律關系的發生、發展和變化的直接見證者,了解民事糾紛的過程,他們的陳述在一定程度上能夠反映民事案件的原貌。證人作證從發現真實的層面上看,具有其他證據形式所不具備的證明作用,并且具有不可替代性。然而證人作證制度尚存在理想與現實的差距,能否提高證人證言的高效性與真實性,是訴訟制度得以發展的重要因素。

一、證人作證的現狀及成因

(一)證人出庭作證率不高及成因分析

雖然我國民事訴訟法經過了幾次修改,相關司法制度已逐漸完善,但是證人作證的出庭率偏低的現狀仍然未有大的變化。[1]證人不出庭作證并不單單由其主觀意識造成的,而是存在著各方面的原因。

1.司法資源缺失

隨著社會的不斷發展,民商事方面的活動也不斷增加,人們之間因民商事活動的頻繁發生,產生的糾紛也層出不窮,民事案件的大量產生加大了司法機關的工作量。與此同時,“我國國家機構冗雜,設置不合理的現象依舊存在,司法機關內部的職能機構的設置以及人員的配置方面也存在著不合理的情況”[2]

司法機關內部存在的力不能及或者力所能及而不及的情況在司法實踐中并不鮮見,證人想要出庭作證必須征得法院的同意,并獲得司法機關對其的保障,但是如果司法機關內部存在問題,證人則更愿意選擇不出庭,避免因出庭而給自己造成的不必要的麻煩。效率和公正都是民事訴訟活動中應當堅持的原則,但是隨著工作量的不斷加大,法院為了實現案件的正常審判,大多時候選擇的都是效率原則,在能夠讓證人不出庭就能作證的情況下,一般選擇讓其以其他方式作證。

 2.證人證言采信率低

雖然我國民事訴訟法對證人出庭作證有了明確的規定,但是司法實踐中的證人作證卻并不是一帆風順的。司法機關依申請傳喚證人出庭作證后,證人由于種種原因而證言矛盾、證言反復的情況時有發生,這在一定程度上使法官形成了思維定性,對證人的證言半信半疑,反復求證。若證人確實存在口不對心、證言矛盾反復的情況,法官反復求證有利于尋求案件的真相,避免受到虛假證言的迷惑,從而做出公正裁判。但是,如若將此作為詢問證人證言時的固有模式,則審判人員的此種謹小慎微恰恰會成為審判活動中的枷鎖,非但不能查明案件的真實情況,還在很大程度上拖延了審判時間,降低訴訟效率。證人無法忍受法官的不信任以及繁雜的法庭程序,選擇不出庭作證的情況時有發生。

3.證人受傳統文化影響

我們國家有著幾千年的悠久歷史,“以和為貴”和“非訟”思想是中國傳統的處理爭議的思維方式,只要能自行解決,人們一般是不愿意選擇“打官司”這一方式的,當事人在無法選擇的情況下請求法院對糾紛進行裁判,出庭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證人并非爭議的雙方,當事人之間的糾紛處理如何與其并沒有多大的關系,證人更多情況下愿意選擇不出庭,避免因出庭給自己造成的不必要的麻煩。

雖然社會在不斷發展,人們的思想也漸漸與時俱進,但是封建思想依然存在絕大多數人當中,傳統的對訴訟抵觸的思想是阻礙證人出庭作證的重大原因。無論是證人對傳統非訟思想的固守還是對法律規定的盲目畏懼,究其原因,都是因為證人因受傳統文化的影響,未樹立一個正確的法律意識,法律觀念的缺失使得證人對出庭作證這一行為產生本能的抗拒,阻礙著民事訴訟的正常進行。

4.證人保障制度不完善

我國《民事訴訟法》規定證人有出庭作證的義務,“并在第102條第1款規定了對證人進行侮辱、誹謗、誣陷、毆打或者報復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據情節輕重予以罰款、拘留;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3]《民事訴訟法證據的若干規定》明確了對證人因出庭作證所支付費用應進行補償。從現有法律條文來看,我國已對證人的權益保護有一定的認識。雖然法律條文中體現了國家對證人保護的意識,但是想要在司法實踐中真正落實這一條文尚存在一定困難。司法資源的缺失以及當事人法律意識的不健全導致的思想偏差,使得打擊、報復證人的現象時有發生,法律的規定并沒有得到徹底的貫徹。

同時,國家保護的對象主要是針對證人個人而言,對于證人的親友卻沒有明確的保護。一個人生活在社會中并不是單獨存在的,與其有著密切關系的人員是一個人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部分,證人亦是如此,證人的社會關系是其思考問題時需要考慮的重要方面,如果證人因出庭作證而使得親友受到傷害,必然會導致證人不再愿意出庭。立法中對證人親友的保護的缺失也很大程度上阻礙著證人出庭作證。

(二)書面證言等特殊作證方式利用不充分

書面證言是證人充分履行作證義務的一個表現,是證人出庭作證制度的重要補充,在證人無法出庭作證的情況下,若還一味的否認書面證言,則極有可能無法查明案件的真實情況。司法實踐中普遍存在的崇尚口頭證言的現象在很大程度上限制著書面證言對證人證言的有效補充能力,對書面證言的低估使得其在很多方面沒有得到有效的保障,這同時也使得書面證言無法完全發揮其彌補口頭證言缺陷的能力。

1.采用特殊作證方式的條件未嚴格把握

我國民事訴訟法明確規定了證人作證應當出庭,但是確有正當理由無法出庭時可以以書面證言、視聽資料或雙向視聽傳輸技術手段等方式作證。至于困難情況如何適用,條件如何把握卻是現實存在的問題。

我國《民事訴訟法》及《民事訴訟法證據的若干規定》中提到的證人因客觀原因無法出庭的情況包括身體健康狀況、特殊崗位要求、交通不便、自然災害、其他特殊情況五種情況。一、身體健康原因。我認為這主要應當以醫生的意見為準,醫生認為證人的身體狀況不適宜出庭作證的話,則可以準許證人提交書面證言,司法實踐中,對這一情況的認定并不存在很大的爭議。二、交通不便。有的地方雖然汽車、船舶等一般的交通工具很難行走,但是證人本身可以克服這一情況,運用自己的方法完全可以在案件正常審判的情況下出庭作證,但是若由于證人自身不愿出庭,而以交通不便為理由選擇提交書面證言,法院可能也會準許,對提交的條件的寬松就造成證人對特殊作證方式的濫用。三、特殊崗位要求。什么是特殊崗位以及怎樣的特殊崗位不適宜出庭作證,是法官和當事人無法達成共識的地方,在司法實踐中的適用也常常受到質疑。四、自然災害。證人本可出庭作證,但是由于天災造成的限制無法出庭,這一條件可能在不同的地方有著不同的認定,但是并不存在特別大的爭議。

前四種情況有著具體的原因要求,可能現實生活中會存在一些認定不當的情況,但不會偏離主要的軌道,對于特殊作證方式的適用條件基本能夠把握好。但是法律規定將“其他特殊原因”作為證人提交書面證言的情況則稍顯抽象,法律也沒有對其有進一步的具體規定,在司法實踐中極易形成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情況。[4]證人提出自認為特殊的原因要求提交書面證言以替代出庭作證,如果法官認為符合特殊情況予以準許,則容易造成證人能夠出庭而不出庭的局面,并且這種局面由法院準許,當事人無法再一次申請其出庭。在這種情況下,證人不出庭給案件審理造成困擾,不論是從審判活動的正常進行方面出發還是從保護當事人利益方面出發,證人不出庭而是提交書面證言都是對審判精神的違背,審判活動無法正常進行,當事人利益得不到有效保障,使得大家對書面證言形成更深層次的排斥,書面證言被誤解。

2.缺少對特殊作證方式的審查規則

準許證人以特殊方式作證后如何對其進行審查,司法機關并沒有統一規則可以適用,這將會直接影響該證據材料發揮其功能,致使其難以得到合理使用和采納,影響對案件事實的發現。

第一,缺乏因客觀原因限制證人出庭的證明規則。民事訴訟法規定了證人在存在客觀原因確實無法出庭時可以特殊方式代替出庭作證,這為證人逃避出庭提供了可能,在確實存在某些不便利的情況但是證人完全可以克服,并能夠在法律規定的期間內出庭作證時,證人由于不愿出庭而主觀夸大客觀限制條件以逃避出庭,證人證言不能得到合理的利用,當事人的合法權益得不到有效的保障,同時也阻礙了審判活動的正常進行。造成這一現象最重要的原因是對因客觀原因限制證人出庭作證的相關證明機制缺失。證人因客觀原因或正當理由可以不出庭作證僅提供書面證言或以其他方式作證,在證人提出不出庭作證的申請時,法庭一般不會要求其提供有效的證明文件證明其確實存在不宜出庭的事由,但是缺乏相應的準用規則,在很大程度上不利于證人證言的真實性。

第二,未有效區分利害關系人。我國《民事訴訟法》規定,訴訟活動中,與當事人有親屬關系或其他親密關系的證人所作的對當事人有利的證言,或者與當事人有利害沖突的證人所作的對當事人不利的證言,屬于證明力較薄弱的證據,需要有其他證據予以證實才可以作為定案的根據。但是在特殊作證方式上卻缺少相應規則的適用,當證人無法出庭而以其他特殊方式作證時,與當事人有親屬關系或其他親密關系的證人,或者與當事人有利害沖突的證人所作的相應有利或不利于當事人的證言,其證明力是否更為薄弱,在關于特殊作證方式的法律中并沒有明確的相關規定。證人極易受到個人感情的影響,證人在排除個人感情因素的情況下做出的證言應當更能反映事實的真實情況,更具有可信度,如果對此不進行明確的規定,對與當事人關系明顯好或者不好的證人作出的對當事人明顯有利或不利的證言直接加以采納,未有效區分利害關系人,并不能幫助法官及時查明案件真相,與法庭和當事人而言都是不利的。所以,對于有利害關系者以特殊方式作出的證言,可以借鑒以出庭方式作證的有利害關系者證言的規則,對其適用補強證據規則,需結合其他證據予以證實才可以作為定案的根據。

第三,缺乏證人品德參考規則。證人須如實作證,但是僅靠外力強制并不一定能達到理想的效果,內因非常重要,特別是對與未出庭作證的證人而言。證人若出庭作證,法官和當事人必定對證人的言辭有所審查和監督,但是書面證言等其他特殊作證方式中證人無需出庭,無法正確判斷證人是否如實作證。“對證人進行品德方面的參考有利于提高書面證言或其他作證方式的可信度”。[5]證人提供書面證言等其他方式的證言時無需出庭,減輕了證人誠實信用的壓力,如果證人品德優秀,即使在無法庭直接的壓力下一般也會如實作證,但是若證人品德有缺,因證人證言作證方式的特殊性,法庭無法保障其提供的書面證言或其他作證方式真實有效。雖然我國訴訟法中并不認同依據當事人的品德對其進行定罪處罰,但是準許法官在審理某些案件時以當事人的品德為參考,可以做出更為合理的裁判,證人同樣如此,采用書面證言等特殊方式的證言時對證人進行品德參考是提高書面證言證明力的一個有效方式。我國現階段的民事訴訟活動中明顯缺少對以特殊方式作證證人的此種考量。

二、彌合證人作證制度的理想與現實差距

(一)保障證人作證高效性的程序規則

公正和效率是我國民事訴訟活動的重要要求,要求證人如實作證,保證其證言的真實性才可能做到公正裁判,在盡可能實現公正的基礎上,如何保障訴訟的效率也是不可忽視的問題。

1.強化逾期舉證法律后果對證人作證的制約

我國現階段,民事訴訟的數量不斷加大,在存在審限的情況下,時間是民事訴訟活動一個關鍵點,無論進行什么程序都需要時間作為保障。“我國民事訴訟法規定,當事人對其所主張的事實進行舉證”。[6]在此過程中如果當事人舉證時間過長或者已過舉證期限仍逾期舉證,勢必會降低民事訴訟的效率,加大訴訟成本和壓力,所以對當事人逾期舉證設置一定的法律責任則可以有效提高當事人的舉證效率。

我國《民事訴訟法》第65條規定:“當事人在該期限內提供證據確有困難的,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請延長期限,人民法院根據當事人的申請適當延長。當事人逾期提供證據的,人民法院應當責令其說明理由;拒不說明理由或者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根據不同情形可以不予采納該證據。”

我國《侵權行為法》暫時并未將侵犯訴權認定為侵權行為,但當事人逾期舉證,致使對方當事人因此受到損害,可以依照《侵權行為法》的相關法律規定確定當事人應當承擔的法律責任,包括維持原狀、恢復名譽和賠償損失等等。據此,法院應當責任逾期舉證的當時說明理由,若當事人說明的理由不成立或是當事人拒不說明的,法官可以根據證人證言對案件的影響程度,決定對當事人逾期舉證的證人證言是否接受,若是逾期舉證的證人證言對案件有重要影響甚至最終決定案件的裁判而被法院所接受的,法院可視情況要求對逾期舉證的當事人進行訓誡或罰款。

2.明確當事人對證人的異議權

在我國現階段的民事訴訟活動中,證人證言的提出是由當事人提出申請后法院決定是否準許,當事人對證人證言的調查只有申請權并不能在申請的同時迫使法官作出某種決定,法官在對案件進行分析后,對證人作證可以準許也可以不準許,如果法官準許證人出庭作證,對方當事人在此情況下只能被動的接受,而無法對證人的資格進行審查,進而提出異議,這不免形成法官對證人證言審查的壟斷地位。

但是在對證人資格進行審查方面,“如果能夠賦予當事人一定的異議權,則當事人能夠對證人資格以及證人能力進行調查,則能在一定程度上有目的的獲取更多的對案件有幫助的證據,提高案件審判的質量”。[7]同時,證人作證無疑是對司法資源更多的占用,如果沒有對證人進行必要的審查或者審查不到位使得不具有證人能力的人出庭作證,最終必定導致案件受到不合理的審判,不免走上糾錯的程序,更大程度上占用原本就有限的司法資源,但是當事人擁有一定的異議權則可以在堅持公正的原則上提高訴訟效率,最終使得案件得到最合理的裁判。

3.完善特殊作證方式的程序規則,提高作證效果

第一,確定因客觀原因限制證人出庭的準用證明規則。民事訴訟法規定了證人在存在客觀原因確實無法出庭時可以提交書面證言、視聽資料、雙向視聽傳輸技術手段等方式代替出庭作證,這為證人逃避出庭提供了可能,在確實存在某些不便利的情況但是證人完全可以克服,并能夠在法律規定的期間內出庭作證時,有些證人由于不愿出庭而主觀夸大客觀限制條件以逃避出庭。證人證言不能得到合理的利用,當事人的合法權益得不到有效的保障,同時也阻礙了審判活動的正常進行。“但是如果對書面證言的準用提出證明文件的要求,則能夠從行政機關、企事業單位、社會團體等等方面對證人出庭進行監督,同時也提高了書面證言的可信度,發揮其應用的功效”。[8]比如,因身體健康狀況無法出庭,則應當提交醫院出具的身體健康狀況的證明;因自然災害原因無法出庭,則提交當地相關行政機關對災害事實的證明等等。

第二,有效區分利害關系人。我國民事訴訟活動中,與當事人有親屬關系或其他親密關系的證人所作的對當事人有利的證言,或者與當事人有利害沖突的證人所作的對當事人不利的證言,屬于證明力較薄弱的證據,需要有其他證據予以證實才可以作為定案的根據。在書面證言、視聽資料、雙向視聽傳輸技術手段的證言的適用上也可以進行借鑒,證人極易受到個人感情的影響,當證人無法出庭而以其他特殊方式提交證言時,證人作證時在應當排除個人感情因素,在此情況下做出的證言才更能反映事實的真實情況,更具有可信度。但是證人與當事人之間存在親屬或其他親密關系,或者與當事人有利害沖突時,應當有效區分證人與當事人之間的利害關系,對證人證言適用相應的證據補強規則,有利于提高證人證言的真實性,最大程度的幫助法官查明案件真相,作出正確裁判。

第三,確立證人品德參考規則。證人須如實作證,但是僅靠外力強制并不一定能達到理想的效果,內因非常重要,特別是對于證人的書面證言或其他作證方式而言。證人若出庭作證,法官和當事人必定對證人的言辭有所審查和監督,但是書面證言或其他作證方式中證人無需出庭,無法正確判斷證人是否如實作證。雖然我國訴訟法中并無明文規定應當依據當事人的品德對其進行定罪處罰,但是準許法官在審理某些案件時以當事人的品德為參考,以便做出更為合理的裁判,證人同樣如此,采用書面證言、視聽資料、雙向傳輸技術手段證言時對證人進行品德參考是提高書面證言證明力的一個有效方式。

(二)保障證人作證真實性的程序規則

證人作證是法院裁判案件的依據之一,用其證明案件的真實情況,要保障證人證言所證明的事實是真實的,就要以證人證言本身具有真實性為前提,所以我們要求證人應當如實作證,保障證人證言的真實性。

1.借鑒證人宣誓制度為證人如實作證奠定基礎

英國、美國、日本、韓國、奧地利等國家在進行民事訴訟活動時,如需證人出庭作證,證人作證前應該首先進行宣誓,英美法系的國家一般遵循證人宣誓制度,除了兒童由法律規定可不宣誓以外,其余證人作證前都應履行這一程序,我國臺灣地區同樣也規定了證人宣誓制度。

證人在作證前進行宣誓雖說伴有一定的宗教色彩,是對證人的一種心理暗示,要求其遵循正統的道德要求,但是也可以被認定為一種契約。證人在宣誓中表示自己將如實作證,否則愿意接受懲罰,這是對當事人和法官的承諾,證人宣誓后法官要求其作證,承認證人證言的真實性,并依此作出裁判。英美法系中也有相關規定,證人未經宣誓而作證的,不成立偽證罪。證人未經宣誓,沒有向法庭承諾自己證言的真實性,這種情況下,不追究證人作偽證的責任。

我們國家并沒有相類似的宗教傳統,證人宣誓制度在我國似乎沒有根據,但是宣誓制度中對證人的要求是值得我們借鑒的,其不僅要求證人從內心出發,遵循道德要求,而且從形式上給證人一定的壓力,要求其履行在法庭上做出的承諾。[9]而且,在我國古代就已經有類似于證人宣誓的要求,《周禮·秋官·司盟》中有記載:“有獄訟者,則使盟詛。”[10]現階段我國司法機關也漸漸認同證人宣誓制度的重要性,200111月廈門思明區人民法院試行《證人宣誓規則》;20024月廣西柳州市城中區法院也規定了證人向憲法宣誓制度等等,借鑒證人宣誓制度中的優秀部分將是我國證人證言制度發展的一個重要部分。

2.貫徹誠信原則規范證人作證行為

我國《民事訴訟法》確立了訴訟誠信的原則,要求證人如實作證正是訴訟誠信原則的表現,法官在審理案件之前告知證人應當如實作證,若虛假作證則將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我國對證人作偽證的行為規定的相應的法律責任,促使其如實作證。除了立法明確,還應完善其他措施更好的保障證人如實作證,完善證人作證制度,充分發揮訴訟誠信原則對證人的約束效果。

第一,要求證人簽署誠信條款。誠信是我國傳統道德中一直強調的道德準則,違背內心中已根深蒂固的道德準則,證人具有一定的心理負擔是無疑的。要求證人作證前簽署誠信條款,從道德層面對其進行引導,促使證人如實作證。

第二,建立誠信檔案。對證人虛假作證的行為記錄在其檔案中,個人檔案與證人學習、工作和生活密切相關,如果個人檔案中因證人虛假作證而出現不誠信的記錄,必將影響證人的生活。證人因此產生的內心恐懼促使去在作證過程中說出事實真相,民事訴訟活動并不是封閉的秘密的活動,證人在大庭廣眾下,也會形成一種無形的壓力促使其如實作證。誠信原則的遵循在證人如實作證和法院調查事實真相當中起著不可忽視的作用。

3.強化違反如實作證義務的法律責任

我國民事訴訟法雖然規定了證人應當如實作證,否則將承擔法律責任,但是司法實踐中,對作偽證者要么不制裁要么制裁不力,使得偽證現象層出不窮。加大對偽證行為的法律制裁,強化違背如實作證義務的法律責任,能夠對有效制止甚至預防偽證現象的發生產生倒逼效果。

何家弘先生在《證人制度研究》中認為,證人作偽證實質上就是侵權行為的表現。證人因作偽證而造成案件被錯判后一般無需對受到影響的當事人承擔賠償責任,這樣的制度一定程度上減輕了證人的心理負擔,但是證人的偽證行為和法院的錯判是導致當事人利益被損害的原因,證人作為當事人權益的直接侵害者,應當由證人對當事人的損失承擔一定的賠償責任。

證人作偽證的法律后果可以借鑒《侵權行為法》的相關規定,“要求證人因作偽證對當事人造成損失而承擔相應的民事責任:(1)恢復名譽。證人作偽證后導致當事人敗訴,當事人不免因此受到鄰里鄉親的指指點點,名譽受到一定程度的損害。(2)消除影響(3)賠禮道歉(4)賠償損失(5)賠償相應的訴訟成本損失(6)賠償精神損失”。[11]只有從輕到重制定相應的責任制度,才能真正減少甚至防止偽證現象的發生。



[1])胡育才:《如何提高民事訴訟中的證人出庭率》,載《法制與經濟(下旬)》2011年第2期,第34頁。

[2])程春華:《民事證據法專論》,廈門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103頁。

[3])何家弘:《證人制度研究》,人民法院出版社2004年版,第232頁。

[4])何家弘:《證人制度研究》,人民法院出版社2004年版,第351頁。

[5])宋英輝,湯維建:《我國證據制度的理論與實踐》,中國人民公安出版社2006年版,第195頁。

[6])何家弘:《證人制度研究》,人民法院出版社2004年版,第231頁。

[7])黃國昌:《民事訴訟理論之新開展》,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51頁。

[8])吳澤勇:《證據法學》,鄭州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132頁。

[9])何家弘:《證人制度研究》,人民法院出版社2004年版,第278頁。

[10])何家弘:《證人制度研究》,人民法院出版社2004年版,第265頁。

[11])何家弘:《證人制度研究》,人民法院出版社2004年版,第27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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